刘元春:改革有三个障碍。最大的金融风险不是纠正或改革。

本季度经济的快速增长给第二季度留下了一系列问号。

经济进入复苏周期了吗?有足够的内生动力吗?改革会带来什么好处?6月1日,在百花齐放的中国人民大学,总编辑水皮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所执行主任刘元春进行了交谈,共同感受中国经济的脉搏。

经济已经摆脱了底部的水皮:第一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不错,但有些人担心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会下降。

当前的宏观经济是进入复苏周期还是底部周期,还是只是一个小反弹,还是大调整过程中的一个小周期?刘元春:目前,我们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已经摆脱了谷底。

事实上,它应该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摆脱底部。象征着生产者价格指数已经成为一个正式成员。这让市场摆脱了对债务通缩和工业萧条的担忧。

因为整体经济在改善,实体经济在变化,最重要的指标是价格。尽管价格变化的因素和基础是多样化的,而且不太稳定,但其持续的正规化对整体经济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水皮:去年价格上涨的很大一部分与商品期货的上涨有关。

石油、煤炭和铁矿石价格都上涨了两到三倍,这极大地影响了生产者价格指数从负到正。

如果商品期货价格今年回落,生产者价格指数也会回落吗?刘元春:目前生产者价格指数回落是正常的。

事实上,中国并不决定我们商品的价格。当然,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状态,标志是世界经济周期的良好变化。

包括2014年以来的美国经济衰退。

2016年底,全球贸易增长率回升,欧盟、日本和新兴经济体都恢复了经济。

世界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因为预期投资回报率下降太多,无法进行投资。

这种传导机制的一部分是商品。

世界负债累累,现已负债156万亿美元。

高额债务和通货紧缩导致经济压力增加。偿还本金和利息的压力高于实体经济的回报率。当然,它处于停滞状态。

然而,全球消费物价指数逐渐升温,大大降低了债务通缩的影响。长期停滞的恶性循环已经打破,各国发生了重大变化。

目前,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约为2.4,欧洲为1.29,日本为2.1。全世界的价格都在变化。

然而,中国消费物价指数中更重要的因素是食品价格,核心消费物价指数没有变化。

事实上,不包括能源和食品在内的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多年来没有变化。

水皮:中国的进口数据与特朗普的政策相关吗?刘元春:今年第一季度,我们对美国的石油进口超过20%,中国3月份的石油进口达到创纪录的917万桶。

我们与美国签署了10项协议,其中最重要的是能源和原油的内容,这可能具有商业外交意义。

因此,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与全球消费物价指数并不太统一,但有一定的因素。然而,从全球角度来看,这些信号将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因为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中国50%以上的工业产品用于出口。过去,世界经济疲软,导致大量工业产品无法出口。例如,机电产品出口大幅下降,同比增长20%以上,但现在出现负增长。

许多人认为我们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植根于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的复苏为中国的经济复苏创造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美国金融危机后,房地产水平和道琼斯指数相继回升,超过危机前水平,但重要投资参数尚未恢复正常。

今年,美国和欧洲的投资参数大幅反弹。

这些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原材料来自中国,这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欧美第一季度的投资参数很可能会传递到中国。

我们的一个判断是,尽管出口不会回到过去的20%的增长率,但它们将告别过去的负增长,回到一个增长的时代,大大缓解中国经济的内生压力。

世界经济复苏的力量将转移到中国,将来可能会更好。

中国新产业的培育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我们行业的培育始于2009年和2010年。在4万亿刺激计划中,有8个新兴产业的振兴计划。

新产业的培育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深圳、江苏和浙江省的一些创新型企业非常发达。同时,西南地区在承接整个产业转移方面也取得了初步成效。

4万亿元人民币使得大陆投资平台得以大规模涌现。许多沿海工业已经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其中最成功的是重庆,十多年来,重庆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以两位数增长,财政增长率超过20%。

中国出现了多样化的增长极,对新产业的支持也开始出现。

深圳和重庆的增长与过去十年不同。

多年来,我们尽最大努力在一些领域投资,但事实上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当时水皮正在进行金融改革:购买力平价现在正获得势头。

刘元春:事实上,财政部立即发布了一份文件,称公私伙伴关系无法做到这一点。

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来说,政府发出这样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

周期逆转后,政府的热情出现了,尤其是地方政府。这一信号在第一季度很明显。许多地方政府开始寻找项目并积极吸引投资。

中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旅程,但仍有几个障碍需要克服:第一,债务。我们的财政早就应该好转了。2013年,银行间同业拆借暴露出一些问题。2012年云南城市投资债务违约和2014年发布的46号文件均宣布地方政府债务不可持续。再加上2015年股市崩盘和汇率动荡,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债券市场以及今年资本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压力,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表明中国金融内部问题正在开始发生变化。

当然,政府也开始全面变革。

当前,新一轮金融监管应首先构建新的金融监管体系。

水皮:中国金融业的人普遍认为它过于发达。现在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刘元春:主要问题仍然是缺乏有效监管的监管体系问题。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监管套利。

资本转移空意味着监管体系存在问题。

最初,一些资金可以定期返还给实体经济,但无法返还。

根据现行的监管制度和审计制度,只有一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才能投产,而效率低下的中小企业和一些金融机构认为有风险的行业则不能投产。因此,我们只能通过金融产品和银行间借款,从大机构向小机构借款,从小机构向非银行机构借款,从非银行机构向中小企业和房地产借款。

水皮:有人担心庞氏骗局吗?刘元春:一定有。

一些企业已经进入庞氏财务管理,借新还旧,这是我们最大的头痛。

清理整顿就是打破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打破这种监管套利和不规范的行为模式。

这些模式的根源在于我们监管体系的严重错位,也在于我们自己的金融定位,如几年前迅猛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它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社会来说,没有监督的发展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余额宝的野蛮成长是由于许多金融机构和金融实体由于地区控制而无法进入这样一个市场。通过基金模式,余额宝可以进入同一个行业,享受2个百分点左右的利差。

这是一种利润再分配。我们还没有进入互联网金融大规模价值创造的时代。价值再分配的功能大于价值创造的功能。

这压制了传统体系和实体经济。

国有企业改革没有钱。银行借钱,借钱,不做生意。他们互相借贷。中央企业进入房地产。中央企业进入外汇市场套利。

目前,整顿金融秩序和金融监管是我们复兴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在政府一级分配资源。

我们已经进入了循环的新阶段。现在我们已经超过了财务门槛。下一步是改革政府和国有企业。

这几个坎过好了,我们的市场秩序才能重构,市场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只有克服这些障碍,我们的市场秩序才能重建,市场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水皮:这个营地不是很好。

刘元春:目前,这道屏障并没有那么可怕。

因为我们的大规模金融调整始于2014年,标志性事件是清理当地投资平台。

第46号文件是一个里程碑事件。投资平台不能借新债。政府部门也应该对其债务负责。他们应该用新的来代替旧的来减少政府债务。

一些政府改革没有做好准备,因此政府投资平台停止运作,立即出现了杠杆率更高的产业基金公私合营。

金融改革已经开始,而且宏观债转股、首次公开发行大规模债券、银行贷款减少、债券市场债券发行减少、直接融资取代间接融资;今天,我们实际上正在采取第三步,即全面整顿商业银行,包括资本市场的表外业务。这种重组至关重要。

水皮:也就是说,这比前两步更重要。

刘元春:我们必须从机制和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高层次的金融利益集团开始。

如果不打击一些金融利益集团、证券市场、债券市场和一些表外市场,就很难形成一个真正健康的体系来实施。

为了在这一领域取得突破和纠正,利益集团不应认为自己对体制下的坏事不负责任,从而造成改革的错失。

改革的机会是最大的资本,错过改革的机会,代价是无限的。

此外,我们必须为改革创造条件。

本来,做好股票市场是战略上正确的,但我没有想到通过现场和非现场的资本配置,通过杠杆放大,我最终创造了这样一个市场。我不仅没有改革它,而且烧毁了以前许多改革的成果。

从审批制度到登记制度,股票市场的一系列创新,包括股指期货,都停止了。这原本是对系统的改进。结果表明,下降到10年前的原因在于一些基本制度,特别是金融主体的行为模式缺乏扎实的建设,以及缺乏有效的建设。

仓促进行一些重大改革不仅可能达不到改革的效果,而且还会错失改革的良机,从而带来巨大的成本。

因此,我们将整顿中国的金融秩序、金融实体和金融利益集团,这是我们制度建设的重要前提。

如果我们不把握这个前提,轻率地进行一些战略体系建设,就会出现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在总书记改革的四个方面中,最重要的是从严治党。

如果金融巨头被允许进行改革,改革将陷入深渊,灭火器就是纵火犯。

现在金融改革比一般改革慢,所以我们必须改进它。

中国改革好于预期水皮:金融整顿现在很多银行看不到,起初所有的银监局都派人去,但最近他们都撤了,说在处理风险的过程中害怕新的风险?刘元春:中国现在最大的风险是不整顿和改革自己,不整顿和改革自己。

许多利益集团表示,中国最大的风险是监管重叠的风险,这是一个烟雾弹。

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肯定会带来风险。一些金融机构会在资本链中遇到一些问题,甚至会造成一些地方冲击。然而,这是改革的代价。

在比赛过程中,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坚定信心。重大重组、去杠杆化和减债重组绝不是“你好,我很好,每个人都很好”的过程,绝对是有人出事的过程。

我们应该抵制外界的这些声音,继续整顿到底。

不纠正的风险是崩溃的风险,纠正的风险是最局部的。

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政府和市场变化很快,所以不要太担心。

西方提到的流动性问题是,美国将出现金融危机。美联储将干预市场金融,财政部将干预市场,并且必须授权。然而,在中国没有这样的问题。

一些国际组织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学家没有必要挑起这个问题。

就像2013年“6月18日”一样,银行间贷款利率飙升了12个百分点,个人贷款利率达到40%。中国崩溃了吗?没有。

晚上,银监会发出信函,要求所有银行正常放贷。第二天它下来了。

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运行模式。不可能把西方教科书放在上面。

我们的第一个障碍无疑是一个痛苦的时期,但并不像许多人说的那样悲观,例如,债务周期无法逆转。

我的观点很简单。中国的债务问题早在2014年就有所好转,但这种人人都希望看到的债务转折点可能永远不会到来。

许多人认为M2除以国内生产总值会下降,这是错误的。

在200多年的市场经济中,除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外,这些参数从未下降。

当然,走得太快对我们不好。中国的债务应该控制在合理的水平。

中国的改革比预期的要好,因为政治改革相对平稳,为重大改革奠定了基础。

例如,江苏的大型工业基金与过去完全不同。政府会投资一些,但是游戏规则是全新的,并且有大量的市场基金。

浙江有一个工业基金。政府已经投资了大约50亿元。市场已经拨款数百亿元。政府提供了一些平台和受欢迎程度。然而,这些基金提升了浙江的所有产业。这种模式与传统速度完全不同,而且音量会非常大。与此同时,政府正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一条产业链,并努力集中在一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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